COP30 下一步：當氣候行動開始需要「工程師」
在 COP30 落幕後，輿論多半聚焦政治承諾與談判的結果；但從永續資本流動的角度洞悉，真正的趨勢發生在「制度設計」與「金融工程」的行動。
▍承諾的疲乏與資本的覺醒：從政治語言到制度工程
深入巴西貝倫，全球南方對氣候危機的感知是生活的崩解。當政治承諾一再落空，我們必須問：還有什麼比真正解決問題更務實？
世台聯合基金會COP 專案執行長、無限維度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及德益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申心蓓認為，氣候行動的下一步是制度工程。
▍Blended Finance：金融、法律、國家三方如何協作？
全球氣候資金的焦點，不再是「誰出錢」的爭辯，而是「如何讓資金流動」的制度設計。
在 COP30 會議場邊，被談論最多的四個問題是「誰承擔風險」、「誰寫契約並提供保障」、「誰負責治理與查核」與「誰建立跨國、跨部門的信任」。而這正對應了 Blended Finance（混合融資）欲解決的核心問題：制度缺口。
Blended Finance 的落地，需要銀行、國家與法律三方同時參與。
▪️銀行-金控｜制度設計者
台灣的金融控股公司熟悉結構化融資（structuring）、風險分層、資產保障模型，能把複雜的風險拆解為市場能接受、資本願意進場的結構。應借鑒多邊銀行經驗，成為氣候融資架構的「建築師」。
▪️國家-主權基金｜風險承擔者
Blended Finance 最關鍵的一環，是由主權資本或多邊銀行（MDB）承擔所謂的 first-loss，也就是最前面的風險層。這是公部門的責任，也是吸引私人資本進場的關鍵。
▪️法律與治理｜信任機制建構
氣候專案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合約細節、資產權屬與透明治理。沒有穩固的法律契約和查核機制，資本就不會信任。
▍自然資本的會計化：生物多樣性信用額度與「自然資本工程」的起點
Blended Finance 是氣候行動的「資金架構」，生物多樣性與自然資本的金融化，就是下一階段的「資產工程」。在今年 Nature COP 的屬性下，生物多樣性信用額度（biodiversity credits）的熱烈討論，象徵自然不再只是環境保護，而是可以被衡量、被投資、被管理的資產。
生物多樣性信用額度的價值在於其工程化流程：從生態系增益的數據化量化（Metrics），建立可跨國比較的方法學標準化（Methodology），到透過第三方查核確保數據與效果的可靠性（MRV）。最終，這些必須與 TNFD 和 IFRS S3 等揭露制度整合，才能形成一張企業可用的「自然信用額度」。因此，生物多樣性信用額度不是 ESG 的升級版，而是自然資本市場的底層貨幣。
▍台灣的戰略轉捩點：方法與制度整合能力
台灣缺乏大型雨林與自然資源，是否就難以在這波自然資本浪潮中取得優勢？
申心蓓律師的觀察給出截然不同的答案：台灣的優勢不是森林，而是方法。
申心蓓律師分享，在 COP30 現場，許多國際研究者主動向台灣學者詢問碳匯量測、棲地評估的方法學；包括臺灣大學團隊的生物多樣性信用額度研究，在藍區分享後亦獲得熱烈討論與請益。
台灣具備三項關鍵優勢：
▪️系統整合能力：在半導體、製造、供應鏈管理中鍛鍊出的複雜系統整合經驗。
▪️方法學與技術能力：環境量測、碳匯模型、生態資料管理、IoT 與 AI 應用能力。
▪️跨界協作文化：產業、創投、民間組織與學界之間的高信任度與行動力。
我們應從追隨者轉為從最前端定義規則，整合制度與技術，成為自然金融的工程師。
▍從全球共作到價值鏈重組
下一階段，台灣不能只做到 Finance Ready，而是要走向 Impact Ready。
這對投資人與創業者而言就是責任與機會：投資不僅要追求財務報酬，更要具備可被國際接受的 MRV 能力、Data-ready（資料準備）、Legal-ready（法律契約完備）與 Governance-ready（治理結構透明）。
同時，全球供應鏈正在重組自然資本與氣候風險的揭露要求。台灣應把 Scope 3（範疇三）的合規壓力轉為策略機會，從「全球共作」進化到「價值鏈重組」：不是跟著規範走，而是成為規範的制定者。
當台灣走向 Impact Ready，即從被動接受者，轉變為下一代永續資本體系的建構者與解決方案供應者。
誠摯感謝申心蓓律師接受 SIC 的專題訪談，以官方觀察員、法律人與投資者的交叉視角，帶來這些深刻、前瞻的觀察與洞見。
期待未來與更多夥伴攜手，共同推動台灣在全球永續資本中角色的重要性和影響力！